1956年我从罗湖小学毕业考入临川一中迄今已近半个世纪，在母校六年生活和学习的情景，今天回忆起来历历在目，倍感美好和亲切。
那年罗湖街上考人母校的共有五个同学，罗湖离上顿渡有四十余里，开始是七、八里乡间小路，其余是沙石公路，我们都没有出过远门，开学时，除个别年龄较大的同学步行外，我和其他同学都由家里长辈用独轮木车连同行李一起送到学校。我们大都来自农村，很少离开家乡和父母，到学校后特别想家，那时又没有电话，写信也不方便，有的同学想家想的掉眼泪。有一次周末我宿舍一个青泥同学想家想得坐在床上大哭起来，引起在场其他同学的思乡情怀，大家都跟着哭起来了。那时交通不发达，多数乡镇不通公路，无班车到达。周六下午上完课，天气又好时，同学相约，三、五成群，油纸竹柄雨伞的一端挂着装有衣物的房公袋[一种用布制成的长方形口袋]组成的整个行李往肩上一放，打着赤脚，满怀马上就要见到爸妈的期盼，大步流星朝家走。有的家离学校几十里，上百里，周六回家，周日回校，全靠两腿步行，其艰难可想而知。
即便如此，大家仍乐此不疲，每个学期都要回几次家看看。1956年国家经济形势很好，商品既丰富又便宜，学校每月伙食费只要6.6元，吃得很好，八人一桌，有鱼有肉有蛋有蔬菜有豆腐，饭不限量，吃饱为止。但从1959年开始，由于人祸天灾，农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粮油定量，数量不够吃，教职员工都吃竹筒蒸饭，鱼肉蛋等成了稀罕之物，蔬菜也很少了，有时没有菜就吃酱油盐水汤，当时我们正处身体生长发育阶段，常常感到饿，有的个子大的同学还有饿晕倒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2年高中毕业。
1956年母校初中一年级共招收九个班学生，家在上顿渡及其附近的学生分在第八、第九班，不在学校住宿，是走读生，另外七个班是寄宿生。我们寄宿生和部分教职员工约五百余人住在离教学区一里多路的许家大院。许家大院不但面积很大，而且结构合理，布局巧妙，建筑精美，可惜今天不复存在了。在宿舍，学生睡的是床板挨着床板的通铺，有的大房间可以住二、三十个人。那时没有自来水，洗、漱、洗衣等生活用水都是从大院的水井中提取来的。天热时，男生都到上顿渡河或金临渠去洗澡。晚饭后我们三三两两到校园旁、金临渠畔和田野路上漫步，看清澈的金临渠水在脚下静静流过，春天田野绿波滚滚，小桥下流水潺潺，河岸边垂柳依依，随风飘荡，泥土和花草的芬芳随着习习的春风扑面而来，使人陶醉。那时没有工业污染，水特别清，天特别兰，空气特别清新，散步感到心旷神怡。
晚七点，我们在烧油的气灯下自习，气灯虽有轻微的响声，但光线特别柔和。我在母校六年，极少看到有人近视，而现在中学生近视很多，不知什么原因。
我在母校的六年正是母校创办初期，在校长黄定华的领导下，整个学校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母校重视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跃进时我们学生曾到铜源附近的青连山挖铁矿，我们手挖肩挑把上顿渡的养鱼溏建成了，我们还到农村参加过许多农业劳动。母校的体育更是搞得有声有色，硕果累累，我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建成了五四运动场，全校性的体育锻炼热火朝天，增强了学生的体质，涌现和培养了一批运动员，学校也因此成为全国体育红旗学校，不但为临川也为江西赢得了荣誉,其中陈仕兴、黄维藩等体育老师也功不可没。母校对美育也很重视，初中时既开了美术课，也开了音乐课，教这些课 的老师如龙雪祥、李春阳和何祥孚老师都很出色。歌曲《满江红》中“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是年轻时激励我奋斗的号角，我对音乐的爱好就是从那时培养的。
在文化知识的教育上，母校更是集中了一批热爱教学、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优秀老师。教我物理的张为曙老师、章上元老师、教数学的邹振全老师、乐月生老师、教化学的兰希定老师、教语文的何瑛老师、教俄语的周锦龙老师都教得棒极了！初中上物理课时张为曙老师用电影院散场时出口的大门越大，人出去的阻力越小，门越小阻力越大来比喻导线的电阻与导线的截面积成反比，这个形象生动的比喻不但使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导线的电阻与导线截面积的关系，而且再也忘不了。邹振全老师在给我们上第一节几何课时，大讲学习几何的意义，同时狠批“人生有几何？何必学几何，学了几何有何用？不学几何又如何？！”所反映的学习几何无用论和读书无用论，其情其景，至今记忆犹新。人祸天灾所造成的全国性的经济困难在1962年达到了顶点，在教育战线上反映很突出，像抚州地区赣东大学等地区或地级市在大跃进时期创办的大学统统被取消，省办大学的从农村来的学生都放长假回家，由于经费困难，1962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大幅度削减，而1962年的高中毕业生正是全国刚解放时的1950年进小学的学生，人数特别多，因此1962年的高考是建国以来最难考的一次。当年母校参加高考的共117人，被录取的只有13人，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十一，13人中有4人考取全国重点大学，其中第一班有三个，我考取北京大学，熊木清考取复旦大学，陈仁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第三班的何鑫芳考取西北工业大学。
据说母校这次高考成绩在全省都位于前列。不少中学考得很惨，竞无一人被录取。刚成立不久的母校一炮打响，崭露头角，从此母校在全省乃至全国一路高歌猛进，名扬四海，作为母校的学子无不感到骄傲和自豪！1962年高考考场设在现抚州一中，我校考生从上顿渡来到抚州，住在原临川县招待所内〔现抚州市供电局内〕，从临川县招待所到抚州一中大约一公里的路程。考理工类的共考三天，每天上、下午各考一门功课。第一天上午考语文，理工类考生只需从“雨后”和“说鬼”两道作文题中任选一道写一篇文章就可以。我写的是“说鬼”。考完后大家一议论才知道，有的同学一着急把“鬼”字看成“兔”字，文章中大谈其“兔”，结果是洋洋千言，离题万里，不少同学因此而名落孙山，望兔兴叹！考完语文后下午考政治。在县招待所吃完中饭稍事休息后，我们列队朝考场走去。
七月的抚州骄阳似火，到了抚州一中后，我和几个同学在一颗大树荫下乘凉，等候进场的铃声。此时我感觉头脑发晕，全身无力，马上告诉身边的同学去找医生和校长。当黄校长、黄校医和考场值班医生等向我走来时，我先看到他们的身影，然后这个身影逐渐模糊，直至我中署晕倒失去知觉。医生采取从我头顶针灸等方法很快使我醒过来，此时进考场的铃声已响过，考生都已进了考场。学校已跟有关方面交涉好同意我迟进考场。黄校医一直陪在我的身边，直到我认为可以，他陪我小解后把我送进考场。当我答完政治考题，回过头来检查时，发现句子里的许多“的”字都漏掉了，我赶紧朴上，铃声响了后我才不慌不忙的把考卷交了上去。幸好第二、第三天考数、理、化和俄语时我平安无事。一得知我考上北京大学的消息后，兰希定、徐琦瑞老师受学校委托不辞辛苦专程从上顿渡步行四十多里路到我家报喜，使我十分感动。
1962年我能如愿一举考上我的第一志愿北京大学要感谢培养我的母校，感谢在教育第一线为教育我们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老师，感谢像黄校医那样为了母校的发展和壮大在第二线默默耕耘的母校职工，感谢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宽松、祥和、不受干扰、师生间充满关爱的学习环境的以黄定华为首的校领导！祝愿母校更上一层楼，为祖国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