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时候就是“中学生”了——倒不是因为我是天才儿童，而是因为父亲是中学老师，我的家也一直都在中学里。父亲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调回临川一中，我便结束了在外婆家借住的历史回到了父母身边。
从小生活在中学校园，我所了解到的临川一中和她的老师们，少了一份神秘而多了几分亲切，他们是我的 “徐伯伯”（徐琪瑞老师）、“上海阿姨”（郁佩珍老师）和“筱云姐姐”（范筱云老师）……偶尔，我也会调皮地学着大人们的腔调叫着某老师的诨号，如“黄均仔”（黄均权老师）地乱叫几句，然后冲着他吐舌头做鬼脸。还有颜志复老师，总是字正腔圆地说着普通话，喜欢逗我玩，有时候还会用我听不太懂的话训斥我一两句，他曾握着我的两个小拳头，用形象生动的办法教会了读小学的我怎样分辨一年中的大小月，这个办法被我沿用至今……说起临川一中的老师，就像说起我的家人，我对他们天生地怀着一份亲情，因为我对他们的认识和了解，不是首先来自正襟危坐的课堂，而是来自于真真切切的生活。
回想起来，八十年代初的生活仍然是苦的。我们家和其他很多老师家都住在以前的旧教室改造过的房子里，厕所是公共厕所，厨房是后来才有的，那时学校沿着校园的西墙盖了一圈简易的砖瓦房，解决各家的煮饭问题，用今天的眼光看来，那房子跟猪圈差不了太多，但在当时已经让老师及其家属们欢天喜地了。自来水也是后来才有的。妈妈们洗菜要去提井水，洗衣要去学校外面的宜汇渠……
日子的艰辛却私毫没有影响孩子们玩乐的好兴致。记忆中的一中校园有很多古树，桃树，柚子树，粟树，皂角，梧桐等等，我的很多植物学常识就从认识那些树开始。夏天的时候浓荫匝地，知了欢唱，房屋东边的两棵合欢树总是开出无数朵毛绒绒的小红花，美得灿烂而温柔。我们在树下跳房子、踢键子、捉迷藏，玩着所有孩子们都玩的游戏。中饭的时候，大人小孩都一边端着碗一边围着收音机听说书人的故事；谁家切了个大西瓜，总是让孩子端着各家各户地送几块去……
印象中一中的老师是喜欢文艺活动的，一到什么意义重大的日子，老师学生齐上场，吹拉弹唱样样来，偷偷地扒在窗口看大人们排演被我视若过节，我那颗小小的心常常因之而盛满了欢喜艳羡。我至今仍然怀念那个没有电视机，没有卡拉OK时代的娱乐方式，单元房和电视机让我们拥有了自己的隐私权和对世界的知情权，却让我们失去了太多的人与人之间无间的交流和人类欢娱的仪式感，但这被称作“进步”，且不说它吧，且说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里，周围叔叔阿姨们无比乐观的生活态度就这样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知道生命中最可宝贵的快乐并不在于物质的丰盈与舒适。
我的很多邻居后来都成了我的老师，比如教化学的李三根老师，教英语的范筱云老师，教物理的胡克亮老师，等等。现在想来，老师——这个在多数孩子心中权威得不可侵犯的形象，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成长过程中，却带着更多人性化的温暖色泽，它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种权威，而是一些具体可感的真实的人，这样的经历对于自己今后成长为一名深具平等意识、洞察人性的记者，是大有裨益的。
家住中学的益处还在于，从小仰头看大哥哥大姐姐们成熟的脸，听他们如何成绩了得，如何考上名牌大学的种种“丰功伟绩”，对我，是一种动力。当然，有时候动力也来自于老师巧妙的激励。记得高三的时候，吴立民老师教我们班的数学，每次为了获取他在我们作业本上那一个字迹公整的“阅”字，我们每个人都拿出了超乎寻常文科生对数学学习的巨大热情和加倍的小心，因为，在我们的眼里，严苛的吴老师那宝贵的“阅”字就意味着完美无缺，而追求完美的结果是，我们班所有人的数学成绩都像雨后的竹子一般不停地拔节。
今天的临川一中已经越办越红火了，作为她的一份子，我为之高兴也为之骄傲。很多人都说临川出才子，我不是一个风物决定论者，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临川一中的老师确实是一群我见过的最勤奋也最付出的老师，他们对学生的爱也是极其无私的。想一下那些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们，尤其是班主任们（饶祥明老师、蔡晓明老师等都曾做过我的班主任），他们一年中所投入到一个班级和学生上的时间和心力绝对是多得惊人的，一定多过他们分给家人的时间。我想，大部分的老师实际上都是把班级当作自己的家，把自己的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家人了吧。
